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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牛子厚

　　“吃水不忘挖井人”是小学一年级课本中的内容，教育大家在做任何事情时，不要忘记前人的恩泽。对于京剧界来说，一个演员成名与否，都不能忘记传道授业的老师和培养自己的戏校（科班）。这就使我想起当年吉林城富甲一方的牛子厚——喜连成科班的创始人。

　　牛子厚家境殷实，三代财富集于一身，15岁时就承担起家族的重任。经过多年的打拼，牛氏家业日益壮大。除在东北三省财产丰厚外，牛子厚又将“升”字号带到北京。他落户在北京，在前门打磨厂附近创办了“源升庆”银号。这家银号地处京剧异常活跃的地带——大栅栏。喜好摆弄各种乐器的牛子厚，常常出入大栅栏的戏园子。“源升庆”的掌柜刘寿清是戏迷，与艺人们多有来往。经他介绍，牛子厚结识了京剧泰斗“谭派”创始人谭鑫培。二人很快发展成为忘年交。

　　这一年，牛子厚预备为母亲办寿，敦促刘掌柜组织一堂京剧演员到吉林城演出。刘掌柜请谭鑫培代为“攒人”。由姚增禄、刘永春、刘春喜、崔灵芝、宋起山、苏雨卿、十二红等艺人组成了演出队伍。叶春善当时是“源升庆”的茶房。他本工末行，平日演出少，生活艰苦。得知艺人们要到吉林城演出，他找到刘掌柜，表示希望加入演出队伍。刘掌柜见他平时勤快，又是京剧门里人，就同意了他的恳求。吉林城之行，演出很成功。吉林城百姓欣赏到了“京朝派”京剧的风采，演员们也获得了较好的收益。

　　牛子厚每日出入戏园子，在和艺人们的交谈中了解到，受时局的影响，演出市场萎缩，老艺人凋零，后继人才匮乏，京剧的发展陷入窘境。牛子厚于是决定在吉林城办一个京剧科班。后来，考虑到北京特有的京剧环境，他决定将科班办在北京，并委托刘掌柜在“源升庆”银号出资，支付学员的衣、食、住及医疗方面的开销，还有师资的费用。梅兰芳在自传《舞台生活四十年》中写道：“当时不要说是头路演员乏人，就是二、三路演员也是匮乏的。”

　　回到北京的刘掌柜着手筹备办京剧科班的事。他首先请谭鑫培出任名誉社长，然后恳请武生前辈姚增禄为学员们授艺。刘掌柜首先在牛家办的孤儿院中，挑选了几个小孩，由姚增禄来调教。这便是当时尚未取名的科班雏形，这一年应为1901年。

　　既然办起了科班，就应按牛家的字号取名。起初，牛子厚在长子、次子的名字中各取一字，定名“喜连升”。不久，牛子厚又添一子 “成贵”，便将其名字也加入其中，将科班易名为“喜连成”。

　　喜连成科班在姚增禄主持期间，因为其在梨园行威望很高，大家很快就知道了喜连成这个新成立的科班。一年后，姚增禄与梅巧玲的弟子姚意云组织起鸿庆奎班社出外演出，将喜连成科班的主持权交给牛子厚新选定的叶春善。喜连成科班聘用的教师多为当年来吉林城演出的人员，如宋起山、苏雨卿等。

　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牛子厚认为，成立科班就要像生意铺子那样，要有“店规”，便请他的亲属崔时藩拟定了一些规章制度。这些规章制度经数人修改、补充，确定后公示，以便教学。

　　初期的喜连成科班还不具备演出的实力。梅兰芳、周信芳、贯大元、林树森等人，已学戏多时，但缺少合作演出的伙伴。喜连成科班正好为他们提供了“借台练戏”的平台。这些人当时只是在演出前才和科班的学员一起走台，其余时间都找各自的教戏老师，不受科班的管理，属于编外学员。但正是这些带艺入社学员的加盟，使喜连成科班很快在社会上和京剧界赢得名声。

　　牛子厚见喜连成科班已经颇具规模，便携带家眷来北京与已经结为姻亲关系的叶春善聚首，形成了东家牛子厚、主持叶春善、教学萧长华“三足鼎立”的格局。至此，教学规范、名师众多、弟子如云、影响深远的喜连成科班正式打响。

　　牛子厚对喜连成科班，无论是学员的选定，还是剧目的设定，特别是在发展方面的决策，是煞费苦心的。他将牛家的所有生意都交给长子牛翰章经营，将收益的部分资金用于喜连成科班的发展。教师的工资、服装的添置、道具的购买、学员的吃用等，都由牛家来支付。后来，号称“外馆”的沈家介入，但沈家在资金方面的投入是微乎其微的。在《舞台生活四十年》中，萧长华回忆：“沈家派人用车往家拉钱。”看来，沈家根本不管喜连成科班的生存。

　　作者：封杰 

　　作者单位：国家京剧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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